双桥遗梦

许多年了，那两道飞虹般的影子，总在我关于故乡的梦里，一横一横地搁着。一道是温润的黛瓦，一道是沉默的苍石。它们静卧在十八里长峡的两条清溪上，被唤作“双桥”。年少时只当它们是过河的路径，是歇脚的去处；如今走得远了，回头望去，才恍然觉出，那原是两行泪水凝成的诗，一行是生的欢喜，一行是死的哀愁。

故事的起笔，是明成化五年的烟雨。我仿佛能看见，那位远从山西太谷而来的林双磊秀才，如何风尘仆仆，丢了快马，徒步穿行于秦岭与巴山的褶皱里。当他终于顺着那九九八十一道弯的溪流，望见乔家那栋青瓦朱门的吊脚楼时，心头的火想必是骤然亮了的。那时的溪上没有桥，只有一溜脸盆大的黑卵石，像大地沉思时无意点下的墨点，人称“磊桥”。他踩着这些不稳的“蛙桥”过去，心也随着步子一跳，一跳。

乔家小姐那一关，是诗文砌成的。乔娇姑娘的三个拆字联，玲珑机巧，藏着少女的慧心与试探。林秀才的对答，则显出一个失怙书生未曾磨灭的才情与志气。那“膏可吃，药可吃，膏药不可吃”与“脾能医，气能医，脾气岂能医”的往来，哪里是斗口，分明是两颗孤高的灵魂，在茫茫人海里初次叩响了彼此的门扉。于是，朱门为才子而开，一段姻缘便在长峡的云雾里，抽枝发芽。葱坪采药，草坪放牧，天池鹅鸭成阵，吊脚楼里药香与书香缠绵。那是十八里长峡最恬静的一段光阴，溪水潺潺，日色缓缓。

然而长峡的宁静，总被无常的虎啸与雷鸣打破。乔老郎中葬身虎口，被乡亲们抬上形似轿顶的高山，那是第一道沉重的刻痕。丧父的泪痕未干，新生的喜悦便来冲淡，儿子“千喜”的啼哭，是悲恸里挣扎出的一点暖。林秀才承了岳父的衣钵，也承了一方百姓的疾苦。他心中最大的块垒，是那两条时而温顺、时而暴怒的溪流。它隔断过求医的路，也吞噬过鲜活的人命。修桥的念头，像一粒种子，在他心里煎熬着生长。

最动人的，莫过于这份心愿得到了妻子乔娇毫无保留的支撑。“架桥修路，利己利民，功德无量”，她说得那般平静而坚定。而当胡老丈那“同住两溪岸，共修平安桥”的红绸倡议飘扬起来时，整个长峡的人心便凝聚成了一股绳。孙木匠、周瓦匠、王石匠……那些粗糙的手掌，那些被山风雕刻的面容，为了一个共同的“平安”梦，拿出了看家的本领，掏出了积攒的铜板。那十三个月的叮咚斧凿，混着山歌与号子，不是在造两座桥，是在为这方水土铸造一根坚韧的脊梁。

双桥落成的那一日，朱栏黛瓦，长廊蔽雨，无一铁钉，尽是榫卯智慧的交响。中间的赛歌台，像一个圆润的句读，预备着容纳未来无数的欢笑与歌谣。碑石立起，一个个姓名与数字，是朴素的丰碑，记录着人心向善的温热。桥通了，路便活了，病患得以救治，乡情得以联结。那是林秀才与乔娇，以及所有长峡乡亲，用汗水与仁心，在大地的裂痕上绣出的最美补丁。

可命运的笔锋，总爱在最圆满处，落下最凄厉的一折。他们的儿子，那继承了好嗓子与诗情、被唤作“小诗哥”的林千喜，与他心爱的胡幺妹，竟在同一天，被一场无情的山崩与心碎夺去了花样年华。诗哥葬身于“雷打石”，幺妹魂断于沙湾子。一个化作了汩汩清泉，至今滋养乡邻；一个化作了珙桐花开，岁岁绽放如白鸽翩跹。那纯洁的两瓣，多像一双未能比翼的翅膀，在年年的春风里，诉说着无声的誓约。

乔娇疯了，林秀才卖了房产，携着她黯然西归，返回遥远的山西。他来时，为一场姻缘；去时，携满身伤痕。秀才的身影消失在长峡的晨雾里，可他倡修的双桥还在，桥下流淌的，是他的仁念，是众人的善心，是诗哥与幺妹未曾老去的爱情。这不是消亡，是一种更深沉的归来——将血肉化作山河，将精魂铸入风土。

如今，我站在这修缮过的双桥上，抚过清代的石，触到当代的砖。溪水依旧，珙桐依旧，山歌的调子飘过赛歌台，与百年前的回响隐隐相和。我忽然懂得，我们所凭吊的，哪里仅仅是两个逝去的传奇？我们瞻仰的，是这方土地用苦难与善良反复淬炼出的“地域之魂”。那魂，是乔老的仁术，是林秀才的担当，是乔娇的坚贞，是众乡亲的慷慨，是诗哥幺妹的挚诚，是那“架桥修路”的朴素信仰。

“轻轻的我走了，正如我轻轻的来。”徐志摩的诗句，飘过这深峡，竟有了千斤的重量。先人将身影走成了路，走成了桥，走成了泉，走成了花。那么，今天行走在这桥上的我们，又将留下些什么？是另一座物质的桥，还是一道精神的虹？

风从峡谷那头吹来，带着珙桐花的清冽与水汽的湿润。双桥默默，承载着所有过往的重量，也凝视着所有未来的去路。它不言，却已诉说了一切。（王兆平）